虚拟中国城的背后 ---华人

摘要：北欧华人较少成为国内移民研究的对象，而传播学视域下对海外华人群体内部互动状况的考察也不多见。从丹麦华人群体的分散和多样化特征入手，本研究主要借鉴互动认知理论的概念框架和测量模型，并将其运用到对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身份认同和异性互动状态的探究过程中。在互动认知状态系统等既有基础研究的理论关照下，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充分支持了两个较为隐性的群体分散症结，即群体内部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异性间沟通互动的缺失，这一方面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增强指明了突破口，另一方面也为海外华人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丹麦   华人群体   身份认同   互动认知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探讨
（一） 潜在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男女互动认知困境
 
据丹麦统计部门的数据^①，在本土出生的华裔不纳入计量范围的情况下，2000年1月，包括祖籍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内的丹麦华人总数为4001。而随着丹麦移民政策的不断放宽以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技术人才的引入，到了2013年1月，这一数字已增长至11193。群体规模的扩大似乎将为华人在某些街道社区的集中居住或是聚合集体思想和需求的组织建立提供坚实的基础，但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的数据显示，丹麦63%的华人居住在哥本哈根^②，而他们很少将住所集中在这一城市的特定区域，相反，他们的分散居住在各个区域，特别是像Nørrebro和Vesterbro这样相对贫困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像这样的华人群体的分散居住状态虽然在一些欧洲首都城市也会出现，但在这些城市华人日常沟通的缺失往往都能找到相应的补偿机制，如在某一街道上或地区范围内中国餐馆、酒吧以及华人组织的聚集，典型的例子如伦敦的爵禄街。然而在哥本哈根，这样的街道或区域几乎没有。根据笔者的个人观察结合相关问询，被哥本哈根华人群体认同的所谓的“中国城”仅为中心火车站外包括四家中国超市、三家中餐馆（其中两家都兼营日本寿司）、一家理发馆和一家中医推拿诊所在内的功能性集合。
 
在试图寻找用以解释这种少数族裔群体分散状态形成机理的过程中，早期移民史、群体内部成员祖籍差异以及职业类别的日趋分散等原因较为明显。然而，群体的分散模式已不单纯体现在地理位置上，而越来越呈现为群体内部人际沟通的缺乏和心理的疏远。以代际沟通为例，本地出生的年轻一代华人融入丹麦主流社会的方式已与早期移民大不相同，他们更愿意加入由年轻人自己创立并符合他们年龄特征的活动组织，也更易于接受和丹麦本地人的互动方式。他们定期参加由丹麦人组织的活动，只为获得与本地人更直接更私人化的互通，而这些是大部分华人组织所不能提供的。他们也试图通过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打破祖辈构建个人社交网络的标准，如祖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接触面与之完全不同的专属群落。这样一来，代际沟通便由于两代人社交模式和关注焦点的不同而导致话题缺失且难以协调。
 
与代际沟通问题不同的是，群体内部不同身份的华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认同和沟通情况是难以通过经验判断来初步衡定的。抛开非法移民这一现象，哥本哈根华人的身份状态大致可分为四类：（1）丹麦本土出生；（2）已获丹麦国籍，且非本土出生；（3）已获丹麦永久居留权，但还没有取得国籍（包括没有该打算和计划），且非本土出生；（4）持丹麦各类签证，如学生签证、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签证、难民签证等。本土出生的华人以丹麦语为母语，接受本地文化教育，社交网络也主要由丹麦人构成。由于家庭教育方式和个人兴趣的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较深，但绝大多数都会将自己与非本地出生的华人从身份上区分开来。除特殊案例外，已获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都已在丹麦居住至少7年以上，他们中有的是从社会底层挣扎过来的早期移民，有的是政策放宽和社会包容度提高之后出国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新时期移民，但他们往往都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文化冲突、文化适应和文化移入的过程，深谙丹麦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处事原则，也更清楚华人要在丹麦社会站稳脚跟并获得认可的不易。
另一方面，男女成员对跨国婚姻的不同取向有可能是导致群体内部异性沟通交流和互动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华人群体中的女性似乎从移民早期开始就形成了与丹麦男子通婚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批早期女性移民作为丹麦海员和船运公司白领工人的妻子而移居丹麦，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哥本哈根、欧登塞、奥尔堡和奥胡斯这几个大城市并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也直接割裂了他们与华人男性的沟通渠道。群体的性别比例在1992年发生转变，女性华人在人数上首次超过男性，这一象征性的转变通常被解释为在中丹两国商贸联系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与丹麦男子结合的华人女子数量的增长。相对来看，男性移民很少接受跨国婚姻，他们通常以地籍为考量标准，寻求风俗习惯相近的伴侣，或是从越南人中寻找华裔女性。
 
（二）互动认知模型
 
为考量群体内部不同身份和不同性别的华人彼此之间的认知状况，仅仅通过对相关群体自我报告式的观点收集已很难全面真实地反映动态的群体认知过程。“人类传播的重要功能是使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对作为传受双方的彼此和作为讨论对象的事物同时保持认知意向”^④，因此对不同特征的子群体相互之间认同的探讨显然更符合本文揭示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真实沟通状态的研究目的。在认知对称的前提下，纽科姆认为传播是一种“对压力的认识反应”，即传播活动其实就是传播双方在对外部环境认知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变动以寻求认知形态上平衡状态的过程。在纽科姆的A-B-X模型（如图1）中包含个体A和B 以及外部环境中的物体或事件X，A与B彼此保持意向的同时都对X保持意向，A与B对X认知的不一致或差异将刺激传播活动的进行，并最终使得双方的态度再次趋于平衡。
 纽科姆A-B-X模型的概念框架激发了众多关于建立人际传播中互动认知模型的尝试，如Laing等人和Scheff先后对“互动观点螺旋”的讨论和阐释，但这些成果往往都集中在精神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真正将互动认知模型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中的是McLeod和Chaffee^⑤。在对互动认知策略和概念模型进行一系列演绎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互动认知的测量模型（如图2），这一测量模型主要包含三个变量：
（1） 同意度（Agreement）：即A与B对事件X看法的相似程度或认知重合比例。这一变量事实上并不是测量传播效果的最佳标准，因为传播双方由复杂的个人经历所决定的价值观并不可能仅仅通过传播本身就足以使其改变，并产生较高的同意度；
公式：Agreement (of A and B) = (A-X) - (B-X)
 
（2） 一致性（Congruency）：即A对X的看法与A猜想B对X看法之间，或B对X的看法与B猜想A对X看法之间的一致程度。由于这一变量事实上只考虑到了传播活动中某一方的态度和猜想，而没有将另一方的认知包含到测量范围内，因而具有人内传播而不是人际传播的特点，同样无法作为衡定传播效果的最佳标准；
公式：Congruency of A = (A-BX) - (A-X)
Congruency of B = (B-AX) - (B-X)
 
（3） 准确度（Accuracy）：即A对X的看法与B猜想A对X看法之间，或B对X的看法与A猜想B对X看法之间的准确程度。准确度一方面将传播双方的认知体验都包括其中，避免了一致性变量中单方面测量的问题；另一方面完全摆脱了相对稳定的个人价值观带来的约束。这样一来，高准确度，即双方都能较为准确地猜测到彼此的认知态度，从理论上来说只能靠传播活动来实现，因而被视作传播的“第一要务”；
公式：Accuracy of A about B = (A-BX) - (B-X)
Accuracy of B about A = (B-AX) - (A-X)
 
McLeod和Chaffe对互动认知测量模型的具体诠释激励了大量对该模型的应用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层次划分来看，主要分为人际水平和总体水平的研究，其中人际水平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同宿舍大学生之间的共识趋向、已婚夫妻的沟通障碍、朋友之间的彼此感知等，总体水平的研究对象则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和记者对媒介关于科技新闻报道的认知、旅游业中公关从业者和旅游记者的媒介关系、新闻摄影记者与其他新闻记者的工作关系等。而从模型的延伸领域来看，在健康传播、危机公关、组织传播等分支学科中的运用也都成为了互动认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和目的
 
本研究以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成员为分析单位，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法，从互动认知的视角探寻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不同身份以及不同性别华人之间的互动认知状态，进而从整体上揭示虚拟中国城背后华人群体内部的真实沟通现状。
 
（二）研究抽样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中所指的华人群体成员不仅拥有华人的生理特征，而且必须认同华人身份，因而样本中将排除外貌特征符合标准但否认自己华人身份的潜在调查对象。而那些跨国婚姻的后代如果坚持认为自己的祖籍与非华裔一方的父亲或母亲保持一致，那么他们也不被包含在抽样范围内。
 
为了将上文描述的四种不同身份的华人在数据上以尽可能平均的方式采集到样本内，研究中同时采用了任意抽样（random sampling）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两种非概率抽样方式。任意抽样被用于抽取已获永久居留权和持丹麦各类签证的华人，抽样地点选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外的某家中国超市门口，抽样时间为2013年3月9日到3月30日双休日期间超市的营业时间。为了尽量减少预期中的推脱和不便，调查者选择在消费者采购过程结束并完成付款准备离开的时间节点向其征求5到10分钟的时间用以完成一份自我填充式问卷，并且在参与者作答过程中提供必要而简洁的指导。在此抽样过程中出现了个别另外两种身份的华人参与者，他们将被汇总到第二种抽样方式中。由于丹麦本地出生及已获丹麦国籍的华人在任意抽样过程中出现的比例极小，因此第二部分，即滚雪球抽样主要被用于抽取这两种身份的华人。两位华裔丹麦人作为研究助理参与到了抽样过程中。该部分抽样首先将两名助理纳入到样本中，在他们完成问卷后笔者再对其进行问卷发放注意事项的指导，之后主要运用两位助理的学校和社会交际网络，以完成与第一部分抽样所得相对平衡的数据指标。这一部分的抽样从2013年3月21日持续到5月7日。
（三）问卷设计
 
鉴于互动认知理论在海外少数族裔群体内部认同，并结合互动认知的理论框架和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出最终的问卷。除封面介绍和说明之外，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七个问题，其中前五题为包括性别、年龄、祖籍、在丹麦居住时长以及职业在内的常规的人口统计学问题。第六题与第七题是一组相关问题，第六题旨在问明被调查者的身份，而第七题则是让作答者在第六题回答的基础上，以“我是哥本哈根这座城市的一员”作为判定身份认同的指示器，首先对该问题进行自我判断，而后针对其他三种身份的子群体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进行猜想，这样一来，每名参与者将对指示器作出四次回应，且答案均以“是”或“否”的方式呈现。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由十五个问题组成的自我认知量表，旨在获取参与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自我判断。量表中问题的题干都为陈述句，使用5点里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从1到5分别代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根据问题陈述的语义层次和表述方式，笔者将其分为三个基础类别：
 
（a） 评述类问题（Commentary-featured statement）：指对哥本哈根华人整体上或异性间的假设性论断，每一个论断都集中关注某一长期被认可或具有争议的群体现实。第一个和最后两个问题属于评述类问题。
 
（b） 比较类问题（Comparison-featured statement）：该类问题以群体中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之间的比较形式出现。在依照群体现实和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问题设计遵循角度多样化的原则，第二到第十一个问题属于比较类问题。其中前五个问题采用“女性超出”形式，如第二题，“哥本哈根华人群体中，女性相比男性，能更轻松地适应融入丹麦主流社会”。这五个问题涵盖的角度包括社会适应能力、跨国婚姻的心理认同、生活习惯的健康合理程度、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以及对长远生活和未来发展规划的明确程度。后五个问题则采用“男性超出”形式，如第七题，“哥本哈根华人群体中，男性相比女性，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为强烈”。这五个问题比较的角度则包括身份认同感、生存压力、参与华人群体活动的积极性、在增强华人群体凝聚力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日常工作的努力程度。
 
（c） 期许类问题（Expectation-featured statement）：第十二和第十三个问题属于期许类问题，它们都假定了华人家庭中男性和女性中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固有期待内容。如第十三题，“哥本哈根华人家庭中，女性总是寄希望于男性承担更多的经济义务和家庭责任”。
 
问卷第三部分为互动认知量表，与第二部分同样的十五个问题再次被提出，但要求作答者对异性的认知做出猜想。
 
（四） 数据分析过程
 
调查最终回收到211份问卷，其中102份来自任意抽样而109份来自滚雪球抽样，而有效问卷为164份（N=164）。首先针对问卷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总体分析，关于自我认知的第二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816，而关于对异性认知猜想的第三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846，鉴于本文探索性研究的性质，两个量表的信度都较为理想。尽管样本规模（N=164）并没有达到最佳要求（> 200），但因素分析还是被运用到对两部分量表效度的检验上。自我认知量表的KMO值为 .558（> .50）而互动认知量表为 .776（> .50），足以说明因素分析的可行性。自我认知量表的累积解释方差为82.32%，而互动认知量表为80.64%，结合最终的旋转成分矩阵和成分转换矩阵，证实了两个量表的效度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 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分析
 
在被编码的164份问卷回答中，有53%来自男性华人而47%来自女性华人。而根据丹麦统计局的2012年度报告，男性华人在华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为43%，女性为57%。笔者认为样本男女比例与华人群体实际男女比例的差别可能是由于任意抽样的随机性和滚雪球抽样中两位男性研究助理华人接触圈的特殊性双重原因导致的。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2.57岁，年龄最小的作答者15岁，而最年长的作答者为57岁。15到20年龄组别占样本比例为11%，21到30年龄组别为37.6%，31到40年龄组别为28.6%，41到50年龄组别为18.9%，51到57年龄组别为4.9%。将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划分中国大陆南北方的分界线，有59.8%的参与者祖籍为大陆南方地区，30.5%的参与者祖籍为北方地区，其他参与者的祖籍有台湾（6.7%），香港（1.2%），新加坡（1.2%）和越南（0.6%）。
（二） 身份认同危机
 
该部分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首先，华人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行为并不只是简单地建立在其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结构之上，其对周围他人的认知，以及他人对自身认知的观点和评价的感知同样重要；其次，华人群体内部根据身份标准分类后形成的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其成员的个体意识而存在，即这些子群体能够在子系统互动认知作用的基础之上作为体现华人群体内部特征的基本单位独立运行。
 
参与者中22.0%为丹麦本土出生（身份1）；22.6%已获丹麦国籍（身份2），且非本土出生；21.3%已获丹麦永久居留权，但还没有取得国籍（包括没有改打算和计划）（身份3），且非本土出生；34.1%持丹麦各类签证，如学生签证、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签证、难民签证等（身份4）。从互动认知的基本观点出发，这部分研究采用“我是哥本哈根这座城市的一员”作为指示器，用以探寻各种身份的华人群体成员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以及对他人身份认知的猜想，数据以回答“是”的参与者人数占样本容量的百分比呈现，结果如表1：
 

	不同身份的华人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身份猜想
		身份1对其他身份群体认知的猜想	身份2对其他身份群体认知的猜想	身份3对其他身份群体认知的猜想	身份4对其他身份群体认知的猜想
指示器: “我是哥本哈根这座城市的一员”（%）	身份1	91.7%	86.5%	62.9%	73.2%
	身份2	61.1%	75.7%	57.1%	55.4%
	身份3	44.4%	56.8%	74.3%	50.0%
	身份4	25.0%	29.7%	20.0%	23.2%

表1. 不同身份的华人群体成员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对他人认知的猜想
 
从自我认知来看，本土出生的华人中91.7%认为自己是哥本哈根的一员，显示出极强的城市归属感，与他们的成长背景相符。而已获国际和永久居留权的华人对指示器陈述的肯定率也分别达到了75.7%和74.3%，反映了经过长期的文化磨合后，这两个子群体在个人适应能力基础上调试出的社会互动层次和交往模式保证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社会性，也保证了较高的社会融入程度。相比以上三种身份的子群体，持有各类签证的华人在这一判断上只有23.2%给出了肯定答案，在自我认知上明显受到“临时性”身份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与旅居海外的时间长短和经验多少相关的，这一相关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予以重视。
 
前文对各身份华人典型特征的描述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假设：那些已获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可能受到对自己曾经的文化移入和社会融入过程回忆的影响，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在对持签证华人身份认知的猜想上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判断。但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一假想。不仅签证持有者自己保持较低的城市归属感，他们的先行者也较为准确地估计出了他们的自我认知，换句话说，签证持有者“临时”和“无锚”的身份特质在哥本哈根华人群体范围内是被一致认可的事实。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签证持有者对其它三个子群体的认知进行猜想时，肯定率明显较低，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哥本哈根华人群体的城市归属感普遍较低，而这一猜想明显不符合调查结果。由此，不同身份的华人之间，尤其是签证持有者与其他华人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身份隔阂和疏离感可见一斑。当这一隔阂渗入到家庭的组合、社会的分工、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等社会细节时，往往会被无意识放大，加之沟通不畅和相应协调机制的缺失，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从而加剧群体内部的心理分散程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永久居留身份者反应的特殊性，这一子群体在对自我身份进行认知时表现出充分的城市归属感（74.3%），却在对其他子群体，特别是本土出生华人（62.9%）和已获国籍者（57.1%）认知进行猜想时显得极为保守。这一子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在各自领域内的艰辛并最终在移居地扎根，而在华人群体慢慢建立并稳固与移居地文化和源文化都有所不同的移民文化的同时，他们也在享受着群体扩大和发展带来的优势。
（三）异性间的互动认知困境
 
该部分针对哥本哈根华人群体中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的互动认知状况，对问卷中第二和第三部分所呈现的自我认知量表和互动认知量表中每个问题的回答情况进行了T检验。基于互动认知理论的概念框架，对五个测度分别进行了检验：（1）男性和女性之间认知的同意度（MP-WP）；（2）男性自我认知与其对女性认知的猜想的一致性（MP-ME）；（3）女性自我认知与其对男性认知的猜想的一致性（WP-WE）；（4）男性对女性认知的猜想的准确度（ME-WP）；（5）女性对男性认知的猜想的准确度（WE-MP）。T检验的结果如表2：
 

Statements	MP-Mean	WP-Mean	ME-Mean	WE-Mean	T-test p Value for Agreement MP-WP	T-test p Value for Congruency MP-ME	T-test p Value for Congruency WP-WE	T-test p Value for Accuracy ME-WP	T-test p Value for Accuracy WE-MP
1	4.29	3.53	4.08	2.95	.000***	.112	.000***	.001***	.000***
2	2.03	2.49	2.44	2.52	.002**	.003**	.846	.625	.001***
3	1.49	2.35	1.80	2.00	.000***	.001***	.006**	.001***	.000***
4	2.67	2.39	2.37	2.94	.141	.007**	.001***	.418	.014*
5	2.87	2.49	2.39	2.75	.036*	.000***	.169	.256	.890
6	2.84	3.04	2.38	3.06	.262	.000***	.833	.000***	.015*
7	2.82	2.88	3.40	2.01	.714	.000***	.000***	.002**	.000***
8	1.36	3.12	3.21	1.71	.000***	.000***	.000***	.356	.000***
9	3.14	3.40	3.55	2.25	.131	.000***	.000***	.048*	.000***
10	2.60	3.44	3.95	2.01	.000***	.000***	.000***	.000***	.000***
11	2.93	3.44	3.64	1.81	.001***	.000***	.000***	.098	.000***
12	1.78	2.28	2.76	1.84	.000***	.000***	.000***	.001***	.665
13	1.78	2.40	3.17	1.74	.000***	.000***	.000***	.000***	.381
14	2.67	3.44	3.71	2.01	.000***	.000***	.000***	.038*	.000***
15	3.04	2.84	2.60	2.68	.272	.003**	.184	.250	.024*

注：1. MP表示男性自我认知；WP表示女性自我认知；ME表示男性对女性认知的猜想，WE表示女性对男性认知的猜想。
2. *p< .05; **p< .01; ***p< .001
表2 异性间互动认知状况的T检验结果
 
从同意度来看，在列表中15个表述中，群体中男性与女性在10个表述上表现出低同意度，足以说明了双方在群体内部一般性争议话题上的观点不合。作为评估传播效果及沟通现状的最佳测度，准确度的结果也再一次契合了哥本哈根华人群体中异性互动缺失的事实。在男性对女性的认知进行猜想时，15个议题中的9个呈现出低准确度，而在女性对男性的认知进行猜想时，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了12。此外，双方在7个议题上同时表现出低准确度，这些议题涵盖了群体凝聚力和内部成员的团结意识、对跨国婚姻的心理认同、对长远发展的规划、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参与华人群体活动的积极性、在增强华人群体凝聚力方面所做的努力、女性成员对男性成员的一般性期待等方面，双方在这些议题上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长期以来群体内部异性之间的沟通不畅和互动缺失得到了验证。
 
传播双方在传播过程发生之前的互动认知情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相应的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并最终决定了传播效果。遵循McLeod和Chaffee的人际策略、概念框架和测量模型这一系列的互动认知理论阐释，Kim的互动认知状态系统^⑥（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从实用主义的维度系统地挖掘出了特定的互动认知状态与其对应的传播效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其中，Kim所总结出的六种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分别为：（1）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2）分歧互动认知状态系统；（3）忽视互动认知状态系统；（4）伪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5）准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6）准分歧互动认知状态系统。
 
经过T检验，男女群体成员在参与华人群体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这两个议题上的回答符合忽视互动认知状态系统，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两个议题上的反应呈现高同意度、低一致性和低准确度的特征，他们之间的真实看法相近，但以为彼此观点不同，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猜想。例如，尽管在“男性相比女性，对华人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为强烈”这一议题上的认知相近（M_男认知=2.82，M_女认知=2.88；p= .714, n.s.）,但男女双方仍倾向于认为对方的态度与自己并不相同（M_男猜想=3.40，p< .001；M_女猜想=2.01，p< .001）,换言之，与实际情况相反，男性认为女性会否认他们更强的华人身份归属感，而女性则认为男性在此议题上会给出较高的自我肯定。因此在双方试图猜测对方的真实想法时，判断的准确度自然就无法得到保证。同理，双方都认为男性在参与华人群体组织的社交、文娱活动上的积极性并没有显著高过女性（M_男认知=3.14，M_女认知=3.40；p= .131, n.s.），但是女性倾向于认为男性对于自己在活动组织和参与中的带头作用拥有较高的自信，然而她们没有想到的是，“男性标杆”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被男性自身所否定（M_男猜想=3.55，p< .001；M_女猜想=2.25，p< .001）。如此一来，当一方试图让自己的猜想与对方真实态度相匹配时，低准确度就变得不可避免。沟通的缺乏和在彼此了解方面消极的态度是导致双方的高同意度被“隐匿”的主要原因^⑦，而这一互动认知状态系统的失调只能通过男女增加彼此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程度来逐步缓解。
 
当对“哥本哈根的女性华人往往能够发挥其性格和文化传统优势自如地穿梭于跨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这一问题进行自我判断和猜想时，双方又进入了准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在这个特定议题上，双方拥有较高的同意度（M_男认知=3.04，M_女认知=2.84；p= .272, n.s.），但一方面，男性认为女性会倾向于同意这一评述（M_男猜想=2.60），这与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一致（p< .01），而另一方面，女性则相信男性会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与她们保持相对统一（M_女猜想=2.68），表现出高一致性（p= .184，n.s.）。因此，男性对女性认知的猜想呈现出高准确度(p= .250, n.s.)，而女性对男性认知的猜想则呈现为低准确度(p< .05)。尽管调查参与者在其他议题的认知和猜想无法与某一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完全匹配，但相同的解构方式仍可被用以对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异性之间在特定的跨文化议题上的互动认知状况进行深入了解。
 
四、 总结和研究局限性
 
从丹麦华人群体的分散特征出发，本研究主要借鉴互动认知理论发展的概念框架和模型结构，并将其运用到对哥本哈根华人群体内部身份认同和异性互动状态的探究过程中。在互动认知状态系统等既有基础研究的理论关照下，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充分支持了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即身份认同的困境和异性间互动和沟通的缺失。
 
 
1. Statistic Denmark Yearbook. (2012).
Retrieved from:
 
2. Statistics Bank Denmark, (2012 Q4).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bank.dk/statbank5a/default.asp?w=1366
 
3. Thunø, M. (2003). Channels of entry and preferred destinations: The circumvention of Denmark by Chinese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3), 9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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